“大红袍”自古是万茶之尊，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。但因为历史久远，战乱频仍，文献六十，“大红袍”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，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，成了一个千古之谜，指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。

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，查阅了许多相关的文献，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，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芯拼接，对各种民间说法和深化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，终于得以基本还原出“大红袍”的本来面目。

四种大红袍传说谁对谁错——

          “状元报恩说”最合情理

在对于“大红袍”传说的众说纷纭中，几种影响较大的说法归纳起来无非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皇后治病说”、“县丞祭茶说”、“猴子采摘说”、“县长命名说”等几个脚本。

脚本一：“皇后治病说”
　　“皇后治病说”纯属无稽之谈。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，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，从皇后“突然得病”，到找到“大红袍”治好病，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。

脚本二：“县丞祭茶说”
　　“县丞祭茶说”也十分牵强。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，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。

脚本三：“猴子采茶说”
　　“大红袍”虽然生长在岩壁上，但不至于高不可攀，早在3000多年前，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，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。无疑，“猴子采茶说”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。

脚本四：“状元报恩说”
　　这是几个脚本中最令人信服的，说的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，中暑昏厥路 边，被天心寺僧人所救，以茶入药为其治疗。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，回天心寺报恩，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，而是茶叶，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，以表谢恩。“大 红袍”故事从此不胫而走。靖难之变后，朱棣为追杀建文帝，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，胡潆到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，爱喝茶的胡潆听了“大红袍”的故事，便请旨敕 封，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，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“大红袍”。

印证理由一：红袍含义
　　大红袍，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袍服。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，衣着大 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。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。在公服穿着上，明朝廷明确规定“一至四品着绯袍，五至七品青袍，八、九品绿袍。”其中“绯” 就是指大红色。因此，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。

可见，“大红袍”是明代清官的指代。可以推测：“大红袍”茶出现于明代，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。

这一推测与“状元报恩说”比较接近。

印证理由二：存世时间
　　“县长命名说”中有“大红袍，民国三十二年，吴石仙题”的摩崖石刻，因此有人 推测“大红袍”得名于1943年，但在成书于1921年的《蒋叔南游记》（蒋希召著）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：“如大红袍，其最上品也，每年所收天心 不能一斤，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，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“大红袍”茶了。

清朝道光年间，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（1839年）卷四里说：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，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。“建”，即指建宁府（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）；

“旗”，指的是茶（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，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指代茶叶），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，“大红袍”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。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“大红袍”文字记载的空白，把“大红袍”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。

印证理由三：史料考究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“大红袍祖庭”——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， 为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大红袍”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。1991年，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，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。从 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。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明成祖广泛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，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“永乐”字号。

　　上文也记载了胡潆“十七年（公元1419年）复出，巡江浙、湖、湘诸府”，在佛教古籍《瑞岩实录·诗偈》（清释元贤著）中更有胡源洁的《夜宿天心》诗：

云浮山际掩禅院，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幽径不寒林影下，红袍味里夜可无？

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，彻夜品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。可见在当时，尚在明初的时候，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“大红袍”之名。这些事实与“状元报恩说”几乎吻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