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证理由四:圣旨敕封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,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。圣旨碑, 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,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,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。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?另一个是否 是“状元报恩说”所指的朝廷对“大红袍”的敕封呢?
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,“状元报恩说”原记载于《天心寺志》,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,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。“状元 报恩说”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,更具有历史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、书面性,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,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。因为故事情节、时 间、人物、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,并无走样。综合“状元报恩说”和上述考证结果,“大红袍”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。
至此,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“大红袍”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。
大红袍母树的真假之争——
现存“大红袍母树”不一定是真母树
随着“大红袍”知名度的不断提高,母树“大红袍”的真假之争也愈演愈烈。“大红袍”的指代,实际上经过了从某枞茶树(状元红袍所披盖的 茶树)的名称——某品种茶树(武夷山四大名枞之一“大红袍”)的名称——某类别(武夷岩茶)茶叶的总称的转变。所以,在不同的时期、在不同的场合,“大红 袍”所指代的含义也就不同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,就容易产生混淆,产生真假之争。
说法一: 根据《武夷山的茶与风景》(陈舜年等著,吴觉农作序)一书《上篇·茶》明确记载了大红袍有 正副之分。“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,不肯以真品示人”之句可以这么解读:为了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,僧人故意在“副大红袍”茶树附近刻上“大红袍”三字,以 转移游人的视线。因为“副大红袍”长在较高的地方,游人不易采摘。僧人这样刻意地“掉包”,实属无奈之举。但此举既可以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,无意中也大 大提高了“副大红袍”茶树的名气,延续了“大红袍”的品种和品牌。
说法二: 关于“正大红袍”的说法和年近百岁、解放前就着手研究武夷岩茶的茶业泰斗张天福老人所说的 如出一辙。他和笔者回忆说:原来的“大红袍”茶树在距离现在“大红袍”不远的地方,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,树枞有将近一米,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 滴下,终年不干,正好滴在茶树上,茶叶非常茂盛,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。
说法三: 民间有一种说法,说的是人们把“正大红袍”改称为“大红梅”,以混淆是非,起到更好的保护 作用。据1951年担任“大红袍”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,已经80高龄的傅志美老人的回忆,确有其事。他说:1951年土改时“大红袍”仍为 天心寺所有。但因为其历史悠久,名气太大,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,如果继续由僧人管理,怕力度不够。后来县里专门为此开了协调会,决定把“大红袍”茶山划归 农场管理。在“大红袍”附近还有一枞大茶树叫做“大红梅”,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。
说法四: 另外,《中国名茶志·福建卷》的武夷岩茶文章中记载:现今九龙窠之“大红袍”,据林馥泉一九四一年调查认为系名丛“奇丹”之误。并得寺僧信任,看到了一株真本“大红袍”在九龙窠的岩脚下,树根终年有水从岩壁涓涓流下,树干满生苔藓,树及衰老。 曾作记载:树高135厘米,主干八根……
以上不管哪种说法所提到的真“大红袍母树”,其实都不是现存的“大红袍母树”。但作为武夷茶四大名枞之一,“大红袍”实际上是茶叶品种的名称, 也称为“奇丹”。《蒋叔南游记》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:“如大红袍,其最上品也,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,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,“大红袍母树”并 非只长在一处。当代茶人吴觉农、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岩、马头岩等地也有“大红袍”的品种茶。所以,现存的“母树大红袍”虽然不一定是最初传说中的 “大红袍”,但可以肯定的是:现存的“大红袍”茶树是原生态的 “母树大红袍”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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